湖州市规定网约车内外不得有广告等。

[13] 参见陈越峰：《互联网+的规制结构——以网约车规制为例》，《法学家》2017年第1期，第22页。其优势在于：第一，减轻政府的规制负担，降低过度规制、规制俘获等问题的发生几率。

辅助性原则滥觞于德国，是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在反思福利行政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理论原则，起初系私人自由优先的代名词，[18]旨在解决福利行政中私人和国家的职权分配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辅助性原则作为一项宏观法律原则，其在分享经济规制中的适用有时需要借助规范指向性更强的理论工具来完成。而辅助性原则的调整对象正是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分配问题。再如，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通过放松规制，允许Airbnb上的房东向旅客出租自己的私有房屋。[8]可见，对分享经济新业态的过度规制是多国政府的通病。

[44] 参见《莫让方便最后一公里变成拥堵最后一百米》，《中华工商时报》2017年6月28日，第5版。总的来说，在分享经济时代下，所采取的规制举措需要以支持创新为核心，正确认识旧的监管规则与新兴业态之间的适用关系。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以保护公民健康权为目的，而健康权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可以说基本医疗卫生法有现成的理论基础，只是缺乏系统的梳理与建构。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借鉴了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即通过全民医保模式来化解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采用不少学者提出的全面免费医疗制度。这一规定成为社会普遍叫好的亮点。可见，我国宪法的不少条款已经直接显示了健康权及其保障问题。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第25条第2款的规定，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资助其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我国《宪法》第21条和第45条第1款都是原则性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不足以保障公民健康权。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国家要在医疗费用、医疗设施、药品保障、医疗人力、公共卫生等方面履行一系列积极义务。药价放开后，药品价格主要通过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制度来控制。分级诊疗实行首诊负责制和转诊审核责任制，鼓励非急诊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逐步建立起基层首诊、科学转诊的机制，并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医保政府补贴比例接近80%，典型地体现了政府主导原则。

立法应明确各级政府在医院建设和医疗设施投入的义务。既然基本药物和其他药品一样完全由市场定价，它存在的主要价值已经丧失，它的功能完全被基本医疗保险药物制度覆盖，可考虑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合并。我们要吸取上一轮医改的教训，既要坚持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体制中的主体地位，还要保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公立医院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两套制度放在一起可能会造成混乱，不利于法律实施。

三、公民的健康权利与相关义务 我国《宪法》第21条、第45条明确规定国家有举办医疗设施、发展卫生事业、保障人民健康的义务。英国一直坚持免费医疗，但是近年来也出现医疗服务质量下滑的严重问题，国家不堪重负。

目前各地实施这一制度的做法不一样，有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居民签约，有的是医生个人与居民签约，更多的是医疗卫生机构、医生和居民签三方协议。《草案》明确了基本医疗服务的这一性质，其第75条规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国家免费向全体公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个人负担。

（一）如何准确理解健康权概念 基本医疗卫生法中需要给公民健康权作定义性规定，如何定义公民健康权比较复杂。公民紧急情况下在医疗机构得不到救治而遭受损害，可以起诉医疗机构，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等法律责任。很明显，《草案》中单独成章的所谓健康促进都属于公共卫生范畴，即使超出现有公共卫生概念的内容也完全可以纳入公共卫生范畴。我国宪法对健康权的规定更多的是积极肯定性规定，主要规定了国家的积极义务。当前世界各国解决公民看病费用问题有四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全民免费医疗，由政府承担公民的医疗费用。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实际上我国的公共卫生法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系统，国家先后颁布了《食品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母婴保健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已不需要在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对公共卫生做系统的规定。当然，公立医院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也是基本医疗卫生法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公民健康权能否通过司法程序救济，即是否具有可诉性，是健康权有没有最终获得保障的评价标准。立法者可能担心行政给付诉讼适用范围过大会造成政府巨大的经济负担。

客观承认公立医院的复杂性，将公立医院定性为特殊公法人，是公立医院建立现代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既然基本药物的控费功能因为药价放开而实际丧失，那么，基本药物制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实际上，基本药物制度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被指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上叠床架屋，与国际并不接轨。

政府主导是指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中承担主要责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而并不是承担全部责任。我国目前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基本药物，基本不能使用基本药物目录以外的药品，其它各类医疗机构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的使用比例。明确基本医疗服务的拟制公共产品属性，可以避免基本医疗服务必须免费提供的误区，防止中国重蹈西欧国家高福利陷阱的覆辙。医疗服务的私人产品属性决定了其逻辑上应由市场来提供，由患者自由选择。

紧急医疗救治权是指公民在遇到生命危险的紧急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义务对其进行及时施救。我国于2009年开始建立基本药物制度。

二、坚持政府主导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原则 因为健康权属于社会权，基本医疗服务是拟制公共产品，所以政府应当对其尽积极义务，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政府在保障公民普遍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的体制机制中承担起主体责任。政府开展医学教育，为社会提供医疗技术人员。

（三）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国家投资建设社区（乡镇）医（卫生）院、县（区）医院、市级医院等三级公立医院体系，旨在保障公民能够及时、方便、有效地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一体系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在我国不推行全民免费医疗的制度背景下，医疗救助是实现医疗公平，落实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的人人享有医疗照顾的兜底保障制度，关系到我国健康权保障的整体水平。

社会权思想逐步被西方国家所接受，各国法律普遍把医疗服务拟制成公共产品，规定政府应当对其承担责任。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如果确实难以分开立法，建议把《草案》第三章促进健康的主要措施和第四章公共卫生合并成一章，名称就叫公共卫生。依照侵权责任法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追究医疗机构的侵权责任。然而，我国《宪法》第21条明确规定：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一方面，政府要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够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够经济、方便地看病就医。这就是把健康促进和基本医疗卫生作为并列的两个概念所带来的问题。

民法上的健康权是一种消极自由权，它是一种天赋人权，不需要他人履行积极义务，只需他人履行不予侵害的消极义务。这样的规定存在挂一漏万的问题。

当公民不能从政府、社会、医院实现健康资源获得权、健康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公共卫生服务权、紧急医疗救治权、医疗救助权时，公民可以向政府提起行政给付诉讼。这样，将基本医疗服务请求权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请求权分立为两条作出规定，分类清楚，条理明确。